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发展的伟大时代，唐朝立国以来，经历了24个皇帝，289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个皇帝。他们雄才大略，政治上极为自信，推行一整套有利于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使唐朝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武力强大、政治稳定，对外来文化并蓄兼收，使联络中西的丝绸之路空前活跃，海上交通线也不断开拓。
唐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贸易，人员交往频繁。经济交往需要手工业货物作交换手段，陶瓷是中国最富民族特色、使用方便、美观典雅的商品，它的生产在唐朝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得到有力的推动。
富有开拓精神的唐人和外域来华的商人，把中国陶瓷运输到遥远的异国他乡，使产销关系畅通起来，生产得以蓬勃发展。也是他们把域外优秀工艺品运到唐朝来，影响着唐朝工艺品的制作。具有高度繁荣的唐文化，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依本身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吸收新的成分，与我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文化和工艺品，所以唐朝文化，包括陶瓷，大大超过汉魏晋南北朝，而显得博大清新，辉煌灿烂。
唐朝陶瓷输送到国外，其方式有两种：第一，来中国的使臣、僧侣、学者、留学生，以及来唐朝献艺的工匠。他们到中国来，得到唐朝政府、官员、友人的馈赠，或自己购买而带回国去，或由中国政府派遣出国官员作为礼品携带出去，到达所去国家之后赠送给政府、官僚或友人。第二，作为商品贸易的货物，和丝绸及其他工艺品、土产品一起输到外国。如下面的黑石号就是一例：
黑石号
“黑石号”是一艘著名的阿拉伯沉船，它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因为在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有唐代宝历二年的年号，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所以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打捞时，黑石号的船体基本保存完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阿拉伯沉船，它的发现和打捞，证明了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已经存在直接的海上陶瓷贸易，这是“海上陶瓷之路”的直接证据。1998和1999年间，德国“海底探险公司”将“黑石号”打捞出水。
这是一艘满载货物的阿拉伯沉船，上面发现的唐代瓷器多达67000多件，船上所载的长沙窑瓷器和金银器已经引起极大的关注，而三件完好无损的唐代巩县窑烧制的青花瓷盘更是引起陶瓷界的轰动。
在“黑石号”出水文物的整理研究阶段，我国陶瓷界的一些知名学者曾应邀前往新加坡观摩沉船上的文物，他们拍摄的大量图片，使国内文博界对“黑石号”出水文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从2002年开始，我国国内的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扬州博物馆等都提出了购买意向，而新加坡、卡塔尔、日本等国的博物馆也表达了购买的意愿。但是，打捞方提出“必须整体购买”的标的，并开出4000万美元的高价，当时折合人民币3亿元，不知什么原因，我国的博物馆在此数字面前居然都失去了话语权。此时，新加坡的“圣淘沙”机构抢先购买了打捞文物的展览权，随后筹措3000余万美元全部购得这批出水文物，2005年所有出水的“黑石号”文物分批完整落户新加坡。
从“黑石号”沉船上打捞起的白釉绿彩鱼底吸杯
在“黑石号”打捞出水的陶瓷中，长沙窑瓷器有56500多件，使国内陶瓷界对长沙窑瓷器的产量、款式、器形、纹饰和市场有了新的认识。这批长沙窑瓷器中，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有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瓷器上的款明确记载了瓷器的用途和生产商，这些“款”不仅为当代人对唐代瓷器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更使我们对瓷器上写款的认识大大提前。比如，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说明了茶具的用途，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款识，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这种带有广告性质的款记，为我们认识元代瓷器上的“张家造”、“陈家造”提供了借鉴。在唐代就出现了在陶瓷上写明生产厂家的款识，那么，在唐之后的宋代、元代和明代，也完全可能在陶瓷上出现类似的款识。而大量的花叶、莲蓬、飞鸟、摩羯鱼纹，这些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充分说明了长沙窑为适应外销市场而作的变化，这种变化巩固了长沙窑外销窑场的地位。
“黑石号”沉船文物
如果“黑石号”出水的瓷器能够留存国内，它对我们认识唐代瓷器，以及认识我国陶瓷款记、纹饰和器型的演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9世纪中叶以后，陶瓷输出明显增加，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发现比较多。例如唐代港口城市宁波，地下不断有陶瓷器物发现，属于唐代港口码头的和义路遗址，在施工中一次就发现越窑、长沙窑高级青瓷900多件，有一件青瓷上署有大中二年（公元848年）铭款，这应该是时间最早的瓷器。同时还发现乾宁五年（公元898年）刻铭的方砖，说明这里沉积着近半个世纪的商品瓷遗物。
从“黑石号”沉船上打捞起的“盈”字款白釉绿彩瓷碗，是皇家大盈库瓷器。
综合中国港口城市遗址和外国发现陶瓷实物来看，唐代重要的商品陶瓷，有越窑、长沙窑青瓷及釉下彩瓷器，广东梅州水车窑、潮州窑、新会窑、官冲窑，浙江婺州窑、瓯窑青瓷，北方邢窑、曲阳窑、巩县窑的白瓷和三彩釉陶器皿。沿海重要商业港口城市除宁波以外还有上海、扬州、镇江、泉州、温州、广州，在中国海域，凡商船经过的海岛如西沙群岛都有出土。
除白瓷、青瓷、釉下彩瓷器和三彩釉陶作品以外，还有黑瓷、褐绿釉瓷，有精细的高档瓷，也有质地粗糙的低档瓷，如福建泉州磁灶窑的粗瓷。可能是生产地在港口城市泉州附近的海边，没有运输上的障碍，加上价格低廉，海船随时可以上货，也可以采购上船作船员用具，这样随船出海，到达目的地便就地销售或留在通商所到的国家。
从“黑石号”沉船上打捞起的“勿里洞壶”也称“白釉绿彩高足长柄壶”，其高逾1米，壶身刻有菱形带花叶纹样，或为河南巩县窑(约公元825-850年)所制。
发现唐代陶瓷的国家和地点，有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西亚沿交通线的伊朗、伊拉克、阿曼，非洲的坦桑尼亚和埃及的繁华城市福斯塔特遗址和海岛。
唐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境内文化遗址发现唐代陶瓷并不是很容易的，然而在上述国家和地区、在陆路和海上交通线上，港口遗址中发现的唐代陶瓷数量相当大，质量也很高，有些发现使人感到惊奇。如泰国曼谷出海口岸，渔民常常从近海浅水的区域打捞上来长沙窑青瓷和釉下彩瓷器，在古代文化遗址和墓葬发掘出邢窑、曲阳窑和广东地区的青瓷。
在斯里兰卡，从本世纪初开始，在贾夫纳半岛、亚帕胡瓦、波隆那鲁瓦那等地发掘出数以千计的越窑、邢窑、曲阳窑、长沙窑瓷器，有些精美的绿釉陶器在中国都很难看到，出土的还有邢窑白瓷碗、钵、罐等残件，既有精细白瓷，也有质量不太高的粗白瓷。在菲律宾，很多岛屿都出土唐代陶瓷，如越窑、邢窑、婺州窑、瓯窑的产品，在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那里很容易看到该国出土的唐代瓷器。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
阿尔—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唐、五代时期的中国陶瓷器（有邢窑、越窑、长沙窑产品以及白釉绿彩陶瓷器）
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经过100多年的考古发掘，发现许多唐代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青瓷以及一些不容易辨认的瓷器，质量之高、数量之多令人惊奇。在伊朗的雷伊、奈沙布尔出土质量很高的三彩和越窑青瓷。这有力地证明了唐朝和亚洲、非洲东北部地区关系的密切。
中国陶瓷，以其完美的工艺技巧和艺术魅力对上述国家的陶瓷生产产生积极的影响。出生于波斯湾港口城市席拉夫的商人苏莱曼称赞中国陶瓷用具“玻璃般的细腻，水晶一般明澈”。中国陶瓷器皿深入到社会上层和一般家庭，由于中国陶瓷深受欢迎，很多国家和地区生产出仿制品，随之导致当地陶瓷工艺的改变，例如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出土了许多9至10世纪中东地区伊斯兰时代生产的中国陶瓷的仿制品。
日本三上次男教授在《陶瓷之路》一书中指出：“在这些埃及生产的陶器中，大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中国陶瓷的仿制品。当输入中国陶瓷时，很快就在同一时期里作出这种仿制品来。”9至10世纪当唐三彩陶器输入时，就生产出模仿三彩陶器的多彩彩纹陶器;输入浙江越窑青瓷时就仿制出淡淡的黄褐釉陶器，仿制时做得很有水平，如仿制的碗类器物的圈足，做成沿面很宽、较矮的玉璧形，这是盛唐瓷碗的特征。
在波斯、阿富汗、中东阿拉伯世界，中国陶瓷主要通过骆驼商队和丝绸一起运去。西安、洛阳等地出土的三彩骆驼，背上挂着类似瓷器、三彩陶器等货物，就是证明。当然，也有从海路运送陶瓷到波斯、阿拉伯地区去的。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军队在怛〔da达〕罗斯败于阿拉伯军队，有些技术人员被带到他们的首都库法，阿拉伯人获得不少“施有彩色和金子的容器”以及丝织品等战利品，所谓彩色容器可能就是唐三彩一类的陶器。
波斯三彩碗
巴伊哈基于1059年写道：8世纪末9世纪初呼罗珊总督伊萨把以前所没有带进哈里发宫廷的漂亮的20种中国高贵陶瓷和2000件一般的中国陶瓷送给巴格达国王。大家都知道，波斯古代陶器非常精美，在世界艺术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但当我们把波斯陶器和唐三彩釉陶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到，相当一部分陶器的器形、彩釉特点是来自中国，波斯三彩受唐三彩的影响十分明显。中国釉陶的这种影响，不仅在波斯，而且在美索不达米亚及整个中东地区都可以见到。
我们的近邻朝鲜，中国陶瓷传播去的就更多，前面提到的在龙媒岛上发现的长沙窑釉下彩瓷器，在釉下用褐彩书写“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等文字，唐朝瓷器在朝鲜三千里江山不断地有出土。唐朝制陶工艺对朝鲜制陶工艺的影响随处可见，朝鲜的新罗三彩就是以唐三彩为蓝本发展起来的。
在9世纪至10世纪，越窑青瓷大量传入朝鲜，大约在10世纪前半叶，越窑青瓷的工艺技法传到了全罗南道的康津、全罗北道扶安等地。朝鲜还已可能把晚唐五代时期的白瓷技术引进去。在唐五代北宋工艺的影响下创造出了所谓的“翡色”青瓷，以后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成为朝鲜青瓷的杰出代表。徐兢在《高丽图经》一书中详细谈到他在朝鲜看到当地仿制越州古秘色瓷器的状况。
唐代陶瓷对日本的影响，以及中国和日本陶瓷艺术和技术上的联系一直是非常密切的，例如日本9世纪以后生产的青瓷，在胎釉方面很像中国南方，特别是沿海地区的青瓷。瓷碗、水注、罐类器物的造型相似之点就更多。奈良三彩、二彩和单色釉陶器和唐三彩中的单色釉、一彩、二彩、三彩很相似，可以看到一脉相承之处很多。再有如窑炉结构、窑具多样化方面也和中国北方窑场有联系。
唐朝与外国文化交流中，优秀的工艺制品也传入中国。唐朝陶工们广泛地吸收域外工艺品的造型和装饰花纹，把它们与中国传统的陶瓷工艺结合起来，加以提炼和创新，所以唐朝陶瓷工艺的发展不止是数量的增加，而是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赋予新的时代风格，即大唐盛世的艺术风格，极富魅力。
唐朝陶瓷接受波斯文化影响最为突出。波斯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在整个中世纪，其经济、文化、工艺的水平都很高，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波斯文化。波斯很早就和中国有联系。汉武帝时中国使臣就到了安息，东汉时甘英为前往大秦也经过安息。萨珊王朝时期，波斯和北魏关系密切，贸易往来频繁。平城，即今大同市，北魏道武帝拓拔珪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定都于此。当时，平城地区居住了不少中亚、西亚的商人、僧侣、工匠和身怀绝技的各类人物，波斯等西域诸国珍奇宝货大量汇聚于此。
北魏宫廷的陈设，据《南齐书》记载有很多高级的中亚毛织品，大秦琉璃器、金银器、铜鎏金器皿等。1970年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在北魏建筑遗址中，发现萨珊王朝北部呼罗珊地区的八曲银洗、刻花银碗、鎏金高足铜杯等五件器物，还有一件深受波斯艺术影响的刻花石砚盒。
波斯、阿拉伯世界和罗马的金银器在广阔的西北地区经常有出土，这些金银器、丝毛织物精美的造型、花纹内容、优美的布局，尤其是精湛的錾花、锤鍱技艺，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虽然在后期社会比较平静，生产有所发展，但百废待兴，很多技术要求很高的部门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唐朝立国，社会长期稳定，经济高度发展，与域外各国联系更加紧密，这种联系对于上述工艺美术造成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唐朝青瓷、三彩釉陶作品中有一种造型精美的凤头壶，壶的头部塑成中国人喜爱又象征吉祥的凤头，细长的颈，像橄榄一样鼓出的腹体，下承以喇叭形圈足，与凤啄相对的另一侧安上拙壮的龙形柄，亭亭玉立。如果不看凤头（壶口和盖合起来）和攀附的龙柄，壶的主体结构就不是中国内地传统的造型，是胡瓶。
北方白瓷槽流壶更像胡瓶，口上槽形流，腹的前端联珠缀上宝相花，另一侧安壮实的柄，柄上塑一光秃的人头。这些造型是中东波斯、阿拉伯地区公元1世纪至4世纪的铜瓶、玻璃瓶常见的样式。不但一般人士喜爱这些新颖的器物，就是最高统治者也十分爱用。英勇善战，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就很喜欢胡瓶，《旧唐书·李大亮传》记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的亲信重臣李大亮立功回来，唐太宗十分高兴，亲自修书予以褒奖，说李大亮能文能武，怀有一颗坚定忠贞之心，我特赐卿一枚胡瓶，虽然不是什么价值千镒的贵重之物，但是朕自用之物。显得既庄重又亲切。
唐代陶瓷工匠在生产青瓷、白瓷和三彩时采用胡瓶式样做出，供人们在生活中使用。唐墓里出土的胡商俑，表现西域胡人在唐朝不辞辛苦地从事商业活动，他们背负货袋，手中就持有胡瓶。反映唐帝国和西域繁忙商业交往的三彩骆驼，驮负货物，伸颈扬头，冉冉西行，骆驼背上就有挂着胡瓶的皮囊。
长期以来，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碗、钵、高足杯、高足碗等器形，在唐朝都因为有了这样有益的交往，造型变得线条优美，如敞口碗变成曲口碗，高足杯、高足碗做成多曲船形杯、船形碗，很明显是吸收了西域生活用具中的特点。有些器形，如小口扁肚瓶、兽头形杯、联珠纹、对兽对鸟纹、胡人训狮、胡人玩火球等纹样都传至中国，在中国陶瓷器上都有表现。生产出龙头形杯、虎头形杯、狮头形杯、多曲船形杯和联珠环绕的胡人驯狮图像。
波斯、埃及等西域诸国的金属工艺、毛织品，在很长时期以来就流行忍冬蔓草、联珠、对兽对鸟等花纹，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最成熟，运用也最多。中国北朝时期的石窟寺艺术、金属器皿和陶瓷器上就陆续出现这样的花纹。唐代陶瓷上广泛采用，并发展成为卷枝蔓草。
二方连续的蔓草纹，即所谓的缠枝花卉，在装饰工艺上称为适合纹样。萨珊王朝时期器物上流行人物舞蹈纹，在唐代陶瓷上出现得很多，特别那种深目高鼻的胡人在乐队伴奏下跳起旋转度极强的舞蹈场面，充满了异域情调。
青瓷龙柄凤头壶
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一件初唐时期的青瓷龙柄凤头壶，造型取于波斯的胡瓶，腹部出现胡人舞蹈，袒胸露腹，披健美，和波斯银壶上的形象、花纹组成很相似。只是波斯银壶上的舞蹈人物是女性，青瓷龙柄壶上的人物为满脸髭须、深目高鼻的男人。湖南长沙窑青瓷釉下彩执壶上的胡人舞蹈则像女性，舞女体态丰腴、胳膊袒露，衣裙和巾轻柔透明，纹褶飘逸流动，婆娑起舞。
唐朝陶瓷的这些内容，既有波斯艺术的影响，也有印度艺术的影响。因为据传伊朗国王巴赫兰·古尔（公元420—440年）从印度召进12000名乐师、歌姬和舞女，以后波斯银器上就开始出现这种袒胸露腹、薄衣轻纱、舞姿妩媚动人的印度舞女形象。
青瓷龙柄凤头壶上与舞蹈人物同时出现的还有葡萄纹、鸟纹、星星、弯月、酒壶等生活用具，写实性很强。这类装饰题材，源远流长，在广阔的地区流行，它是希腊化艺术前期的产物，和巴克特利亚（大夏）的酒神节风俗有关。这种风俗在安息时期流行于伊朗东部地区。
1893年在马赞德兰（陀拔斯单）地方发现的公元六七世纪的银壶上面，满是葡萄、禽鸟、童子扯葡萄和容器等绘画内容。1970年山西大同发现的波斯鎏金高足铜杯上也是卷枝葡萄、童子攀枝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唐代陶瓷的艺术内容和域外工艺有多么密切的联系，反映了唐朝和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中国传统的陶瓷技艺与域外优秀工艺相结合，形成大唐盛世独特的艺术风格。唐代陶瓷是7至10世纪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往来的见证。